我國紅木家具業的根本問題

　　
　　
　　1紅木家具的由來
　　
　　從古至今，中國傳統家具的用材幾乎都以木材為原料，其根本原因是家具與建筑的親緣關系，它們高度一致，如影隨形。中國古代建筑都是木結構或磚木結構的，人們自然順便利用建筑中的木材來制作家具，在取材的方便性和經濟性方面顯得十分合理。自宋代以降，中國的室內生活中垂足而坐的方式逐漸形成，并得到普遍流行，于是宋代家具直接吸收兩宋建筑的“大木梁架結構”的營造法式，運用小木作制造工藝，很快使宋代家具完成了向高形形體的過渡。于是，確立了框架結構的形體式樣，替代了隋唐以來的沿用的箱形、臺座壸門式結構。
　　
　　在長江中下游的江南地區，民間就地取材，選用當地盛產的櫸樹為家具的用材，大量制造供人們日常生活使用的櫸木家具，這種木材質地堅硬、色澤明麗，花紋優美，尤其是樹齡久長，粗大高直的樹材，心材常呈紅橙顏色，紋理的結構呈排列有序的波狀重疊花紋，俗稱“寶塔紋”。在蘇州、松江一帶，還把這類木制的家具稱作“細木家伙”。
　　
　　到明代中期，除櫸木以外，家具用材又進一步采用高級硬木，如紫檀木、花梨木、烏木、鐵力木等，其中尤以紫檀、花梨最成一代時尚。嘉慶年間，宋氏刊本《臺州叢書》刊萬歷時進士王士性《廣志鐸》中也說：“姑蘇人聰慧好古，亦善仿古法為之，……幾案床榻，近皆以紫檀、花梨為尚?！?br /> 　　
　　實際上，選用紫檀木、花梨木制作家具在唐代就已開始，但真正大量采用這些優質硬木制作家具，還是到了明代中葉歷經櫸木才風靡起來的。家具用材成為了一種特殊的家具文化現象：通過家具用材表達家具文化的意義。中華民族是一個以實用理性來思維的民族，它注重物質的具象、著重實際的感受和功用，對家具的審美在民族心理和傳統文化上反映出物質化傾向。這也從一個側面表現了中華民族獨特的審美體系。
　　
　　濮安國先生在他的《中國紅木家具》一書的第二章中曾分析過紅木家具的樹種問題，他說：“繼花梨木、紫檀木家具，紅木家具成了中國傳統家具的又一重要歷史階段。在清代家具中，最常見的是各種各樣的紅木家具，上至清廷官府，下至庶民百姓，雖然品位高低不同，格調雅俗有別，但都投入了崇尚紅木家具的新潮。在各個階層中，大有不知道什么是‘黃花梨’家具，什么是紫檀木家具的，而對紅木家具卻幾乎無人不知，甚至有人將傳統高級硬木家具一概稱之為紅木家具。
　　
　　紅木，是清代以來最多的優質硬木。但是紅木究竟是有些什么樣的樹種，至今說法很不一樣。
　　
　　由此，我們不難明白，所謂‘紅木家具’，恐怕一開始與某一樹種沒有多大關系，只是明清以來對在一定時期出現的呈紅色的硬木優質家具的統稱，其用材主要包括花梨木、酸枝木等。它們都程度不同地呈現出黃紅色或紫紅色，當人們無意再去分辨它們是什么樹種時，便以一種約定俗成的習慣去稱呼它們，而這一名稱恰恰代表了繼老花梨木、紫檀木以后的一種家具文化現象，它在明清家具史上具有獨特的時代特性和文化特征，從而成為一種特殊的文化現象。
　　
　　這是認識紅木家具用材，也是理解紅木家具這個稱謂由來的真知灼見。
　　
　　2我國家具市場中紅木家具的定位問題
　　
　　紅木家具作為一種家具門類，它在未來市場上的地位應根據其資源和市場的狀況來決定。資源的枯竭使紅木家具的原料日益稀缺；市場消費的主體是年輕的一代，他們不可能將紅木家具作為主要的家居用具來使用，這是由于紅木家具與現代建筑形制與現代生活方式是格格不入的。因此它只能作為一種高端奢侈品，主要體現玩賞和收藏價值：前者作為中國古典文明的一種物質載體，表現出文化價值；后者由于其精湛的工藝及稀缺的材料而表現出收藏價值。這種價值導向決定了它必須以原汁原味的優秀的明清家具為標本，采用精致的手工工藝復制，以“一品一作”而獨占鰲頭，并具有昂貴的價格。材料限定為《紅木標準》中的5屬33種。名稱可規范為“高端紅木家具”。
　　
　　現在市場上的紅木家具不再限定用材的樹種要求，也不再稱作“紅木家具”。用珍稀樹種木材制作的高端家具稱作“珍貴硬木家具”；用材質較好的硬木制作、具有中國傳統家具設計和裝飾要素的產品稱作“新中式高級硬木家具”。
　　
　　因此，現在魚龍混雜的紅木家具今后將分為三類家具：高端紅木家具、珍貴硬木家具和新中式高級硬木家具。價格定位在極高端和高端。后二者可以采用手工工藝和機械加工工藝混合制作，前者采用“大師級”的“一品一作”，以純手工工藝制作。
　　
　　珍稀樹種木材可組織有關林業和木材專家根據全球森林資源狀況來進行具體界定，要制定有關標準明確其木材的科、屬、種。
　　
　　高級硬木指被市場和業界長期認可或約定俗成的材質較好的木材，如老榆木、柚木等。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如上所述的所謂“市場定位”問題，不是由某個機構或個人能夠決定的，必須由市場本身來定位。因此，一個饒有興味的問題就變成了如何來培育這個市場？陶瓷業中的紫砂壺這種特殊產品的經驗也許值得借鑒。
　　
　　3資源問題
　　
　　從資源的角度看，近兩年來，原材料價格上揚，特別是一些珍貴樹種木材如海南黃花梨等不僅資源枯竭，而且價格飚升以百倍乃至千倍計，即使是原先常用的材料如進口的中美洲黃檀、檀香紫檀、巴西黑黃檀、伯利茲黃檀、交趾黃檀、盧氏黑黃檀、微凸黃檀等7種已被列入《瀕危野生動植物物種國際貿易公約》(CITES)的附錄。預計隨著熱帶雨林保護的加強，將有更多的紅木家具用材會列入這個公約的附錄。資源的不斷減少乃至枯竭是一個不爭的現實和趨勢。
　　
　　我國是一個森林資源匱乏的國家，立木蓄積量不到130億立方米，人均不到10立方米。1立方米樹木在砍伐中，去掉樹冠、樹根、枝條等，僅只能得到0.5立方米的原木，再經鋸解，只得到0.3立方米的板材，最終做成家具，只能得到0.1立方米的家具成品。以中國的國情，不要說全民用實木家具，哪怕只有一部分人如10%的人用實木家具，也是用不起的，遑論使用紅木家具。2010年我國木材的總耗量約為4.3億立方米，家具用材達4885萬立方米，而國內供給量為2.48億立方米，供需缺口近2億立方米。我國木材的國內供給率從2004年至2010年處于59-64%之間，也就是對外依存度處于41%-36%。而2010年日本的木材對外依存度僅為5%[3]。這是一個令人擔憂的現實。
　　
　　也許有人會說，現在用的紅木多為進口，我們可以利用國際資源。那么實際情況是怎樣呢？
　　
　　據聯合國糧農組織統計，1980年全世界的森林蓄積量為3433億立方米，2000年為3863億立方米，年均增長21.5億立方米。保守估計，目前世界森林生長量超過60億立方米，采伐量約在40億立方米（含薪材）。在這個總量中，熱帶木材的蓄積量最為巨大，超過2000億立方米。但是，熱帶木材的特點是：
　　
　　(1)集中在少數國家，如印度尼西亞占8％，剛果民主共和國占10％，哥倫比亞占4％，巴西占41％，秘魯占5％，這5個國家占到68％，其余國家占32％；
　　
　　(2)由于熱帶雨林的不可到達性，它的實際可采伐面積極為有限；
　　
　　(3)多數熱帶木材是很少使用過的或沒有被認知的樹種，對它們的材性，人們很少了解；
　　
　　(4)森林的生產力低下，即每公頃出產的木材量較低。
　　
　　有專家估計，目前熱帶森林中可采伐的面積是4億公頃，占到總量的30％；可供商業利用的木材存量為60億立方米，即只占總蓄積量的3％；要維持可持續發展的木材采伐，必須保持以40年為周期的采伐期，因此，每年的采伐量只能保持在1.5億立方米。熱帶木材的供應是有限的，目前熱帶商用木材采伐量已接近可持續發展的生產能力。
　　
　　據國家林業局提供的數據，從2000到2013年，中國共進口了350萬立方米的紅木木材。2000年以來，幾乎一半的中國紅木進口——1666471立方米，價值將近24億美元（約合150億元人民幣）——來自湄公河流域。我很懷疑這個數據，一年平均下來才約27萬立方米，如何支撐這么多企業的生產？顯然這個數字被大大低估了。如果以改革開放前上海家具業的經驗數據“半工半料”為例，這還是指的“白木家具”的生產。一年1000億元的產值中有500億的材料，假設紅木1立方米的平均價格為5萬元，一年應要用材100萬立方米。這個用材數字還是被大大地低估了，因為從前述中可看到166.6471萬立方米，價值150億元，也就是說1立方米還不足1萬元，如照1立方米1萬元計算，則一年1000億元的產值中有500億的材料，一年應要用材500萬立方米。數量這么多的紅木，除正常進口的國家可以統計，其它的只能用“走私”來解釋了。換句話說，前面說到國家林業局的數據從2000年至2013年，一年進口的紅木平均是約27萬立方米，如果一年我國紅木家具業用100萬立方米，那么剩下的73萬立方米就是走私進來的。如果一年用500萬立方米，則使人嚇得不敢再往下推論了。雖然這些數字估算是十分粗放的，不足為憑，但從中可以看出，我國紅木家具業在用材上的“水有多深”。
　　
　　4市場問題
　　
　　當今市場上的紅木家具大都采用了明式或清式的風格，有些在造型和工藝上還作了一些改良。它們不是中國傳統家具，而是中國傳統風格中的明式和清式風格的家具。更準確地說，它們大都是“復古風格“或“新中式”的家具。
　　
　　自17世紀以來，我國紅木家具歷經幾百年的生產和創造，已成為寶貴的物質文化遺產，而且隨著新時代和新生活的發展，出現了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繁榮景象。這些“復古風格“或“新中式”的紅木家具，作為一種類型的家具有它的市場，當然有它存在和發展的理由。但是，它也必然受到市場的檢驗，也受到資源的約束。
　　
　　當代社會已是后工業時代，當今消費的主流群體是80后一代。以農業文明為背景的明式家具和清式家具，它的造型和功能是否還能可持續地吸引這些消費者的興趣，是大可懷疑的。因為它們本身的形制是適合當時的建筑形制的，而其功能是與當時生活方式相適應的，可是與當代的建筑形制與生活方式已大相徑庭，有天壤之別?！懊魅瞬淮┧稳艘隆边@是生活中的常識，為什么這種常識不適合家具呢？這是一個令人頗為困惑的問題。也許這和家具的文化內涵有關，歸之于“懷舊”情結。不過，這種“懷舊”情結終究是有限的，不可能抵擋消費主義的大潮。我國紅木家具企業已有1萬家，產值達到千億，幾乎占我國民用家具市場的一半。難道我國消費者中有一半的人有這種“復古”的消費偏好嗎？從去年和今年的紅木家具市場的蕭條中，我們不難看到這種設想是虛妄和一廂情愿的。
　　
　　5去產能化問題
　　
　　我國家具業的深層次問題在于嚴重的“產能過?！保寒a能過大，產品同質化現象嚴重，品牌產品甚少，市場處于“供過于求”的狀況[4]。紅木家具業也同樣如此。目前，我國紅木家具企業約1萬家，產值近1000億元的規模太大了，其供給遠遠超出了需求。許多紅木家具產品粗制濫造，暴殄天物，令人嘆息。
　　
　　顯然，從資源的角度，紅木家具業現在的規模是無論如何不可持續的。從市場的角度看，如前所述是大可懷疑的?？傊?，紅木家具業的舊路已走到盡頭，必須走出一條新路。這條新路首先必須“去產能化”，淘汰一大批產品品質低劣，勞動生產率和產品附加值較低的企業，以更好地配置紅木材料和人力資源，提高產品的附加值和行業效益。
　　
　　6設計問題
　　
　　根據本文2中的觀點，紅木家具應該是嚴格意義上的復古家具，它應以明清家具中的優秀產品為樣本復制，表現出高度的中國傳統審美價值，并以精致手工工藝取得極高的技術價值。因此，這種產品不存在原創設計的問題，而是以仿真度作為判別標準。
　　
　　本文2中談到，現在市場上的紅木家具不再限定用材的樹種要求，也不再稱作“紅木家具”。用珍稀樹種木材制作的高端家具稱作“珍貴硬木家具”；用材質較好的硬木制作、具有中國傳統家具設計和裝飾要素的產品稱作“新中式高級硬木家具”。這兩類家具產品必須以創新的設計理念來進行開發。
　　
　　關于這個問題，有幾個基本的考慮：
　　
　?。?）中國現代家具若沒有自己民族特色的現代風格，在國際家具市場上將沒有位置，中國現代風格的家具必須具備優秀傳統和不斷創新這兩個特點才能生存發展。
　　
　　家具是一種深具文化內涵的產品，它實際上表現了一個時代、一個民族的消費水準和生活習俗，它的演變實際上也表現了社會、文化及人的心理和行為的認知。改革開放以來，西方文化和東洋文化的大量導入，現代的中國人已開始認同多元的文化，但是中華民族有著幾千年的文化積淀，中外文化的交融和沖突更顯示出多采、復雜的一面。不管怎樣，中國已經把現代化作為走向未來的目標，而多元文化就必然成為我們的選擇。多元文化一方面以現代化作為價值導向，另一方面它的具體構建卻只能付之于特定的民族形式，這已是為世界歷史與現實所證明了的（歐洲與日本的現代化和美國的現代化是不同的，各有其特定的民族形式）。中國現代風格的家具的文化背景要求中國的現代家具應以中國的民族形式，體現現代化的功能和藝術需求，這也是中華民族的生存和發展狀態所決定了的。
　　
　?。?）中國的傳統家具固然留給我們豐富的遺產，但是不能簡單地認為它就可以作為現代風格的民族形式載體。中國現代風格的家具的民族形式載體應該是傳統與繼承傳統的現代中國文化的結合。這就要求：
　　
　　一方面，要用現代的科學手段，對中國的傳統家具進行專業化、立體化和定量化的深層次研究。只有如此，才能充分揭示出其中所含的設計思想和科學精神，提煉出所謂的“中國式傳統因子”，用符號學的方法抽提出傳統中的造型和裝飾的元素；并找出由于當時科技水平及其它限制條件對中國傳統家具設計的影響點，在此基礎上注入現代因子，拓展設計思想，為中國現代風格家具的開創提供比較明確的、可遵循的理論依據和操作途徑。以建筑和服裝為例，石庫門建筑是具有濃郁地方特色的上海建筑，改造后的“新天地”，更像是歐洲小城里某個溫馨舒適的小廣場，與上海人的石庫門住宅其實已經沒有什么關系，但這才是石庫門或者說上海的精髓——在中西融合的基礎上加以創新的東西。有服裝上也有類似的例子，滿清的旗袍竟可以做成如此曲線畢露又含蓄溫柔的款式；唐裝也能大顯風采，特別是在北方童裝上更顯示其民族的特色。
　　
　　另一方面，現代的中華民族在文化形態、生活方式上已與傳統有天壤之別，在功能上的需求也大相徑庭。所以我們不能簡單地復制優秀的傳統家具，而是深悟其道，在家具的品種、造型、功能上演衍、創造。中國的現代風格家具應深具東方的文化神韻，又具備現代生活所需的品種和功能。
　　
　?。?）一個成熟的家具風格，必定具有獨特性、穩定性和一貫性。獨特性就是具有容易辨認的明確的特點；一貫性，就是從整個家具系列到個體家具的造型、立面、局部、細節裝飾等都貫徹這個特點，構思完整統一；穩定性，就是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基本特點不變，并且產生一批代表作品。而獨特性、穩定性和一貫性的獲得，必定有賴于它們和影響它們的主要因素，包括社會的、歷史的、思想的、文化的、功能的、技術的、環境的等等基本處于和諧的狀態。沒有這種基本的和諧狀態，風格就不會有一貫性和穩定性。通常在歷史過渡時期，這時舊風格已經過時，新風格還不成熟。所以，一種成熟的風格有必然的客觀意義，不顧客觀條件而主觀制造風格，或者抄襲過去的風格，都一一失敗了。
　　
　　中國的現代家具風格的構建之所以艱難，正是由于中國社會自改革開放以來，處于一個急劇的歷史轉型期，社會和經濟體制的巨大變革，思想觀念的抵觸和沖突，科學技術的飛速進步，一切都在快速地變化之中，還沒有足夠的時間來培養出成熟的品味或者很難對家具的款式、造型、裝飾、材料、功能等形成共識或寬容的認可。因此，我認為在近階段，我們不必急于建立“風格”，而是更實際地把重點放在“樣式”(Styling)的開發上，這種“樣式”可以稱之為“新中式”。例如落地客廳柜，它的基本造型和結構原來是現代西式的，但是在功能上它是符合現代中國人對視聽、會客的需求的，市場也認同了。如果在其中加入中國造型和裝飾的元素，使其更富有東方文化的韻味，就可以把它改造為現代中式。嚴格地區分中式和西式，不能越雷池一步，并沒有多大意義。重要的是在潛移默化之中，把東方的文化融入其中，使中國的家具有著明顯的東方符號。
　　
　　7工藝保存和繼承問題
　　
　　在濮安國先生和王世襄先生關于我國傳統紅木家具和明清家具的制作工藝的論述中，主要談到了三類工藝，一是木材干燥工藝，二是榫卯制作及其結構工藝，三是裝飾工藝[1][5][6]。
　　
　?。?）關于木材干燥工藝，紅木干燥與其它硬木干燥并無特別的不同之處。我國古代沒有工業化的木材干燥技術，因此，傳統工藝利用結構變化來適應紅木干縮濕脹。這些工藝問題現在都可以利用現代木材干燥技術來解決。因此對此類傳統工藝的保存已經沒有多大的必要。
　　
　?。?）王世襄先生在《明式家具研究》中總結了家具結構的結合，分為基本結合、腿足與上部構件的結合、腿足與下部構件的結合、另加的榫銷。這些結合都依靠各種榫卯來實現。濮安國先生在《中國紅木家具》中總結了各種榫卯結構，概括起來有：格角榫、出榫（通榫、透榫）、長短榫、來去榫、抱肩榫、套榫、扎榫、勾掛榫、穿帶榫、托角榫、燕尾榫、走馬榫、粽角榫、夾頭榫、插肩榫、楔釘榫、裁榫、銀錠榫、邊搭榫等。通過合理選擇，運用各種榫卯，可以將家具的各種部件作平板拼合、板材拼合、橫豎材接合、直材接合、弧形材接合、交叉接合等。這些榫卯結構和結合、接合工藝應予嚴格保存和繼承，精工細作，充分體現高端紅木家具的手工工藝的技術價值。
　　
　?。?）紅木家具的裝飾手法，據王世襄先生的總結分為：選料、線腳、攢斗、雕刻、鑲嵌、附屬構件。他說，前代工匠熟悉多種手法，諸般技藝，從利用木材的天然色澤和紋理，到人工的線腳棱瓣，攢接斗簇和雕刻鑲嵌，乃至附屬物料的選用加工，剪裁配合，無不各臻其妙。尤其是當它們和成功的造型完美結合時，凝結成藝術精品，堪稱悅目賞心，予人美的感受。中國傳統家具的優秀制作技藝值得保存和繼承，也只有以現代工匠“青出于藍而勝于藍”的發揚光大，才更彰顯這些傳統技藝的技術價值。
　　
　　8結論
　　
　　我國紅木家具業以明清風格為主的復古主義為主要設計導向，其多數產品與當今時代的消費者的現代生活方式是格格不入的，加之大規模的生產使該產業出現了嚴重的產能過剩。資源枯竭和投機資本的炒作使紅木家具業原本存在的資源和市場問題更進一步地惡化。我國紅木家具業面臨行業生存的危機，必須迅速轉型升級，走出新路。因此重新思考紅木家具業的過去和未來，尋找它轉型升級的路徑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這條新路的首要路徑是去產能化，即對勞動生產率低下、產品質量拙劣的企業要下決心淘汰一大批；之二，是走高端化、奢侈品路線，提高產品的藝術和技術含量，從而提高產品的附加值。紅木家具應作為市場上一種極高端的家具，它的特點是應具有高度的中國傳統審美價值和極為精致的中國傳統手工制作工藝的技術價值。
　　
　　要做到這兩點，絕非易事，需要強大的基礎支撐和技術開發，需要加強對中國傳統家具的文化背景和營造工藝的研究?？傊?，紅木家具業為走出新路必須付出巨大的成本，下定轉型升級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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